第二届常德原创文艺奖获奖作品：
在城里唏嘘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文/卢年初
城市的暗号
我常常想，我住在这城市，应该不是偶然，冥冥之中有神秘在携引和照亮。
大概十岁左右吧，我参与了一次姐姐和伙伴请瓜瓢姑儿神的活动。相传，这还是久远的楚地巫风的遗存，仅在沅水两岸显山露水，有着诸多说不清的玄妙。前不久，我还问了母亲，她皱了皱眉，说这神仙如今可请不来了，不知是何故。记得那是正月十五以前的事，只有这段时间瓜瓢姑儿神才会大驾光临。一个漆黑如炭的晚上，一群人聚在副队长的屋子里，大地似乎只存在了这邮票似的一角，我们要把自己寄托到另一个世界。围在一起的女孩居多，姐和副队长的女儿牵头。请神的许多角色只有女孩子才能担当。一个女孩是呼神的，头上用黑色的毛巾扎着，腰间还系着一些布条，装扮怪里怪气，似乎介于人神之间。两个女孩托着木瓜瓢，木柄上系着一根吃饭的长筷。托举瓜瓢的下端是一个木桌子，桌子上有个浅浅的瓷盆，盆里有米，铺展得均匀平整。仪式开始了，唤神的女孩开始叨念，“瓜瓢姑儿瓜瓢神，接你下来问年成”等等，后面还有六七句。念完之后，气氛骤然紧张，在场的人庄严肃穆，像是在欢迎神的到来。女孩子们不光问年成，什么都问。神的回答，就是无形的手操作筷子，小鸡啄米似的，在下方的米面上留出字迹。问得差不多了，姐想到旁边的我，顺便问一下将来工作地，结果居然写出“常德”的字样，在场的人惊讶，羡慕。那天七问八问的，只有我的最中听吧，仪式毕，一群人将我又扯又拉，说到了大地方不能忘了。不能忘了谁呢？不能忘了这些儿时伙伴，不能忘了神。此后我看到一些瓜瓢就愣神。好像听到它磕碰的声音。好像看到一个女神从里面走出来。好像跟着她在飞。我问母亲，世上哪个神最好，说的话最灵。母亲那时在生产队当妇女主任，说，哪有什么神，全是封建迷信。我对这回答有些不满意，世上至少有一个瓜瓢神呢，她是我灵魂的依恋，她要把我带到城里去。
常德我是知道的，我们刚刚举家上岸，原先是在沅水上打撑蒿网的，因为政策不能捕鱼了，父母亲才歇业转而忙起田地的活来。屋前屋后以及对面的杨家湾里，共有十多家都是这样的经历。我们这个船队活动最多的是在常德、德山一带，每年时间要占去一半。这里水量丰富，鱼多，特别是航运发达，载客的，运货的，各种各样的船只，穿来忽去，繁星点点，将河流搅得上气不接下气，鱼儿们喜欢热闹，赶集似的奔涌。这是渔家的福地。常常进城的是母亲，她会把鱼卖出去，把船上需要的东西带回来。那许多鱼是经过我的手了的。父亲在船头打上鱼来后，我喜欢挑出一些喂养，如鲫鱼、鲤鱼、刁子等等。这是它们临走前的告别。它们走了之后，我就想着是去了哪里。进了有钱的人家，成了城里人的一缕精神。我相信它们记着我，想着我。它们会在城市的许多地方找我，却看不见我，我在水上，像一只孤零零的小鱼，寻找那份只有城市才有的氧气啊。可是母亲只叫我在船上等待，说街上的东西她会带回来。结果总是令人失望，鱼彻底地走了，母亲舍不得花钱，说适合的东西不多，带的油、盐、豆腐乳之类，于我来说，一点也激动不起来。倒是记得城里有个和母亲差不多的女人，有一阵子经常到船上来买鱼，新鲜些。一来二往就熟了，有时开点玩笑，说是叫我作她的干儿子。这当不得真的，我也并不是那种可爱型的小孩，与她相距十分遥远。也不知什么缘由，后面她就再不来了。不知是生病了，或者是厌腻鱼了。这不需要我知道。可是我还是希望她来。希望看看她那城市的笑脸。希望听听她那大模大样的玩笑。然而一切随着河风的吹拂，干鱼一样的枯了。我只是城市的一个擦边球，不要期求太多的曙光。
我们不打渔之后，离常德就远了，在往下七、八十里水路的小村过着干涩的生活。可城里的影子每年春节的时候还是要冷不丁跳出来。亲戚们很忙，也很穷，只有这时才往来一番。父亲三姊妹，他有个大姐，我喊的也是伯伯，住在十二里远的叫青山的地方。每次她一来，就会谈到常德。后来我慢慢知道，她很早嫁过去的那户人家，原来是在常德东门上做生意的，算是过得去。大概是遇上一场什么战火吧，不知是不是那次震惊全国的抗日保卫战，也没说清，反正她的家境一落千丈，男人没了，店铺烧了，她便带着几个孩子回到了老家。等她走后，我依旧久久地惋惜，要不是一把火，我们有着多么体面的城里亲戚，也可以走动到另一个世界。母亲却在背后说，别听胡说，她是童养媳过去的，一点位置也没有。我便不再掺和。倒是女伯伯的大儿子给我带来乐趣不少。他的年龄较大，和母亲不相上下，我却只叫他表哥。他是个瞎子，给人算命，讲话很直脱，说我父亲的命苦，说母亲的命好，特别是晚景好。然后又说我有出息，好像与什么文曲星有关，那时我根本没想到以后会长年与文字纠结在一起，只问：“能不能到常德去？”他说：一定能。我心里特高兴，不打渔了，我的船儿还是要朝着那个方向。
再过几年，传来一条好消息，有个有点渊源的人在常德某个地方落了脚。这个人姓曾，曾经在我们在船上帮衬着打渔。最初，他本是个流浪儿，母亲很怜惜，把他介绍给了伯父，当了个掌艄的。那时，一家人对他很好，连我都有点朦朦胧胧的记忆，只是和伯伯的关系紧张些。于是很多人说这下我们也会跟着发达。母亲很骄傲，却不说什么。伯伯很失落，过去是有眼无珠，像是经过某地，无端失去捡拾金子的机会。然而等了一段时间，曾哥说是要来的，一直未来，等得人心灰意冷。一个个感叹起来，人的脸一阔就会变，世态炎凉。我便说：咱们可以主动去呀。母亲说：我们又不会饿死。她一直是那么有骨气，把面子看得比什么珍贵的鱼也重要。可我还是想去。姐姐悄悄对我说，想去就偷偷带我去。我的胆子可没她大，不敢。当人们就要遗忘的时候，曾哥却又来了一次，打了个转身立马走了，也不知道他从事的是什么行当，境况如何，一切是谜，可大人们猜测都没了兴趣。他一走，母亲即唏嘘：人家也为难呀。后来再没有这个人的消息。
现在，每每想起这些事来，我会心血来潮地想在城里寻找些什么。比方母亲那时卖鱼的地方，女伯伯家住的地方，曾哥是不是依然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然而，只有空气在流淌，只有梦里依稀，只有城市在真实的活着。城市也许知道这一切，可是它什么也不会说。城市装着古往今来，因为它的缄默，而显得更加厚重。它在等待着你的诠释，你在诠释中找到自我。你的自我只是它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它也许装着，也许策划着，却不当多大的事，忽略不计。那么，我来到这座城市，可能不光是因为读了许多书，不光是什么分配和调动，而只是寻着它的暗号而来的。城市和每个人都单线联系着，这种联系有的人听懂了，有的人没听懂，有的人没听到。我不知我是否麻木，我想城市很早就有了预言，我这么一个平凡的人，将在这里度过幸福的一生。而明天呢，也许某一滴露珠降临，某一个哲人路过，城市会对它们说的，已与我无关。城市对我说的，早已足够消化一辈子。
一个人与五条街
我在这里转悠，一直粘乎的有五条街，它们如同城市的五根手指。
我们每个人都被城市攥在手心里，被呵护着，也跳不出去。
总是从住地出发。我先后住过两个地方。先住江南的鼎城路。这条路是我在这个城市活着的标签，凡是身份证到的地方，这条路便跟着我到了，订宾馆、打机票，天南海北，自然没有人会关注，因为我人微言轻，可是它还是到了。其实身份证更换过一次，那时我已搬离，可许多无关紧要的历史都是照抄着的，无所谓对错，何况这里认得我的人比新地方还要多，亲切不肯搬走，亲切仍住在这儿。这条路出奇的平淡，全是些不起眼的店子，里面装的也是不值钱的东西。卖蔬菜种子的，卖酱板鸭的，修燃气灶兼着灌液化气的，等等，涉及只是一些生活琐屑，好像一篇文章写不长，就随便找点料。路小有好处，店闲也有好处，有眼力和用心把来来往往全部收藏起来。这条街流动性不强，好像一个自成一体的村子，朝朝暮暮是些熟面孔，不热乎才没法；过着的日子也差不多，没有什么眼红，也就平静了。所以在这里行走，一点也不压抑，有时还萌发出一种高人一等的恍惚，那腰便挺得更直。
我现在住的地方，是在江北的朗州路。选在这里，仔细掂量了的。公共汽车的线路多，2路，7路，48路，还有许多我未搭过，反正到哪里都方便。周边的基础设施也很完善，于我来讲，希望绿色和空地多一点。出门向南，不到五百米，是城区一个最早的公园。很多年前，城市把它作为景点打造，不惜把德山乾明寺宋朝年间的铁经幢这样的稀罕物也弄到了这湖心岛，一来呆了三十三年，据说要回归历史，什么时候几十里路得搬回。未搬过来时，常带孩子来玩，把它作为遥远的风景；而今不同了，好像是旁边栏里系的一匹马，想骑就骑。向北走得远一点，是个康乐园，健身有许多项目，我偶尔打打乒乓球，也算叫用了一点城里人该想方设法折腾几下的体力。我在这条路上，空闲时晃荡的时候多得多，很少人亲问我，渺小有渺小的自在。这街呀还有个重要的看点，就是纯净，没有什么休闲娱乐场所，连宾馆也很少。这有理由，再往南过去，有两家最有掌控力的部门，干这等事，不算过份，也尽量离远点好，声色犬马，多有不敬和不便。
我住的两条路，有个相同点，便是它们的名字，都充满着怀念。这个城市历史上用过许多叫法，隋朝叫过朗州，而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又改为鼎州，鼎城的“鼎”字是从此化过来的，所以走在这里，叫人想起一千多年前，隐隐绰绰，却源远流长。两条路的现状却区别大了，在江北的流光溢彩，而江南的慢开发，在边缘的也就个不修边幅的样。于我而言，也有一些不同，在前面的那条路上，掉的是头屑；而后面这条路，掉的是头发了。
我上班的路，名字则指示着城市在这国家的方位。从江北到江南，走的是洞庭大道，这里属于洞庭湖流域，一个充满滋润的地方，而我又像一条急不可耐的鱼，追逐着我的食物。这条路就是车多，公交车，小汽车，板车，摩托车，连接一江两岸的繁忙。街道自然是通道，可过道的作用太重，便变得嘈杂闷烦，让人忽略内涵，而很少流恋。过江就上了临沅路，临沅水的路，我先后工作的三个部门都在这路上。这里机关多。每个机关，我应该都进去过。进去一律用笑脸，尽管也有少量的笑带些苦。一边表情，一边还把些事情记下来。我挪窝的时候，发现最沉重的是工作纪录本，丢也不是，不丢也不是，这些价值到底有多大，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是个没多大造化的人，连一条路也转不出去，大概要在这里终了，而有的人居然能够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令人叹为观止。
上班的路是根秤杆，我的工作地像是一个秤盘，而家是个秤砣。而今的岗位，有人说无权，很闲，我却不怕秤盘里份量不够，这要看我居家心境的调试，决定价值的不止一头。
还有一条街要说，那就是人民路，在江北，与江相近，平行。公交车的一号线，跑的就是这条路，你便知道了它在城中的位置。而今城市扩得太快，以至有些地方的居民还没有改过口来，出门常常撂下一句话：上街去。这上街指的便是到人民路来。人民路是老街。有多么老，那就要问城市了。城市反转来又会问它，它和城市一样老，它就代表着最初的城市。城市的街道也是有血统可论的，新辟的街道，不论多宽敞，装扮多豪华，可总是缺那股贵族气。老街就是贵族。贵族不论走多远，总还有份温情停留在过去的年代里。相比之下，它要窄一点，怎么拓展也嫌拳脚施弄不开，这便把热闹又加了一层。人民中路一截又是热闹中的热闹。 我本不喜欢逛街的，只是有些特殊的渊源，年轻时跑得多一点。那时妻姨在这里前后开过两个服装店，卖羊毛衣和时尚女装。年轻时最想两样东西：进步和钞票。我那时还在教书，未转行，进步似乎谈不上，对有钱的还是羡慕。姨夫在机关工作，姨姨没有帮手，从上海、嘉兴、温州那边进货，又笑容可掬的在这儿把货鼓捣给人家，进进去去，游刃有余，很是能干，给人的感觉确实赚了。后来她的大儿子，也就是表弟，转到我的班上读书，我还沾光穿过几条裤子。家长的东西我一向不收的，可妻子说，这不同。不同在哪里呢？一是长辈给的，这是关怀；二是她有钱，不穿白不穿。后来妻妹也跟着做了服装生意，独挡一面，她门面上便来得更多，有时还煞有介事地像个销货的。可惜的是，她们先后歇了业，姨的年纪大了，妹转了门道，后来这儿办成了步行街，更加火旺。
顺便说一句，那时哪方面最好的都在人民路上，位于人民中路的下南门有个书店，妻她们逛街时，我常常单独进去溜一溜，每本书都瞧得仔细，不像现在书泛滥，个人的心也疲散了。而这条路的东西两端，有本市两家最好的医院，偶尔也不能不光顾。很多人生的伏笔埋在医院里的，疾病影响心境，心境决定前程。我对医院一向心存敬畏，一般不去，去了则小心着。一句话，这条路有大众性，叫人民路，最初起名的那人，叫绝。
当然，在这个城市，我还跑了很多条街，有的只是打打尖，有的名字也记不起，这不重要，这个城市还有很多人，把更多的路交给他们。我与这五条街已密不可分，它们足够我付出一切。它们贮存着我的影子，我的隐私，我的欢歌笑语，我的痛痛痒痒。所以我不怕迷糊了，一旦有什么，问问它们就好了。街是有灵性的，一旦有情有义了，会站起来帮着你行走，你一定要跳出去也行，反正你走哪儿，你的骨子里也有它们了。
必须往乡间奔走的一些日子
城市是村庄的天空，从乡间出来的人是天上的星星，有时还得摘回去。
在城里工作的人便犯了难，也许身上并没有什么光彩，也许只是表面风光，但乡里人不信，城里人都是有见识、有本事的人，就那么九牛一毛，也是一缕闪闪的温暖，除非你变了，你忘了本，你抛弃了村庄。
于是出来的人们，常常祝愿其中出一个月亮，跟着行走，跟着光芒。可惜我的老家却很寒碜，出来的人少，而且缺乏重量级。我们常常无颜以对。我们像是一批被老家挑出来的选手，参加一个集体项目比赛，结果输得一败涂地。我们浪费了期望，除了沮丧，还有光阴虚度的追悔。
大概是六年前，我先后两次参加老家的活动。一次是母校的校庆。我没有什么能耐，只是作了些宣传推介工作，母校却记着我的情，叫我在大会上作为校友代表发言。那是最糟糕的一次讲话，用的普通话，用的稿子，不像个回家的人，我的声音已经陌生。我是嫌自己份量不够，有些拘谨，而这种讲究，便是一种生份了。那次我在母校留连很久，连读书时的教室也还蹲守着，像个冬天的老人蹲守着，不是为了等待，只是为了晒晒太阳。这时，除了亲切，便是心痛，设备设施相比城里有天壤之别。我认得这方面的一些朋友，他们升级陶汰的东西也还管用，便对校长作了某些承诺。校长像个得了奖的小学生。我很惭愧，我永远是这里的学生。还有一次是参加村里水泥路贯通的剪彩仪式。我本不想回去，倒不是村里层次低，那毕竟是我摸爬滚打的地方，只是那条路很窄，也不长，还搞个剪彩，未免有些过了。可不回去不行，母亲也是村里退职的老干部，不去她脸上无光，于是也便“衣锦还乡”了一番。母亲了解我的隐忍，连声说以后不再麻烦。我有点不好意思，解决不了什么麻烦才是从这走出去人的尴尬。
老家的一些私人活动也得回去。除了本家一些亲友，还有一些有头有脸的人家里有事也得捧场。我居的城市离老家不近也不远。远了，人家惊动你，会有歉意；近了，到了场也不显珍贵，出门在外的人，我是最佳邀请人选。我可以编出种种理由应付他人，但要说服自己可就艰难干涩。母亲常想把我的人情搭过去了事，那些人往往不收，说收母亲的一份便行，不必立两个户头。你便明白了其中的意思。然而一旦我过去，他们便喜之不尽，说不是要人情，而是撑面子，会给你捎回许多带土样的东西，菜油、花生、蚕豆、桔子以及暖和的棉被之类，加起来会让你有一种感觉，自己来的心意表达少了。这么来来往往，困顿少不了，因为真正沟通起来，说话行事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趣味是不多的，可依然还得坚持，还得表示一种全神贯注、高度热忱的坚持。因为人家的一切都是张驰有度，进退自如的，不要以为是煎熬着你。比方他们漫不着边地夸奖你时，会心平气和举一些不恋旧的例子，某某的老人老了，丧夫都找不到，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那是自毁来路。启发和抬举掺杂着呢，倒不是吓唬你，是提醒你，他们有他们的价值，他们是这方土地休戚相关也一呼百应的人。这中间，我倒是有些遗憾，儿时的玩伴和一些同学有什么事却从来不通告我，事后再问起，那些人往往说自个没什么脸面，也就不想攀高枝之类。我不是高枝，也不是星星，甚至连萤火虫也不是。我们的某种陈旧的观念在村庄依然留存，喜欢把人划等，喜欢把自己束傅在卑微里，以致无法飞翔。
每年还有两个日子，我可能会往乡间奔走。过春节。姐姐去了海南，生发出了一大家子，隔得几年，会回来团聚一下，那时便会热热闹闹、喜气洋洋地把老家那不大的屋子闹翻天。现在城里的年货应有尽有，事前，妻子会三三两两地带呀托的，母亲也挑剔起来，次数多了，连粉丝、红枣、面条，她都点起牌子来，嗨，是把城里的春节移到了乡里。大部分春节还是在城里过的，把母亲和继父接过来，也就少了个两头准备。还有清明节。老了的人就贴在那块土地上不动了，接也接不来了，他们变成泥土，长在花里，长在草里。我和妻的生父都走得很早，在出城往南的一条线路上安息，还不知是不是冥冥中他们搭的桥。我们先落脚檀树坪。岳父的坟迁过，铁路，高速公路在周边盘旋，在这现代文明巨大的翅膀下，他像一片散落的羽毛。他不会寂寞，钢铁浇铸的歌唱对地面的人是祝福，对地下的人是祈祷。妻的一家离开村子很早，认得的人极少，但称呼她姑姑姨姨的，多得像路边的野草，交往一少，身边的草也是野的了。在我的老家高卢家村则不一样，在坟山见到的熟人比春节不期而遇的还要多，都是来报到的。妻子怕鞭炮炸着，可每次母亲准备的都很充分，还有震耳欲聋的冲天炮，她说，这一放，地方上的人都知道你们来了。清明时节多是细雨纷纷，加上烟雾袅袅，渲染了先人们出场的背景。我感到是他们在表演，他们在讲述，而地面上的我们只是观赏，倾听。我突然想起了1973年的父亲，在县城治病的奄奄一息的最后一刻，他嚷着叫人快拖回乡里。他不想死在城里，不想死在陌生的地方。我在城里生活三十多年了，我不知道讲讲这里的事情他爱不爱听。
我还想记述一下前年的一件事，我工作的区域出了一点状况，有个案子涉及到许多人，包括和我过从甚密的一些人，关于我的谣言也是隐约四起。为了母亲心安，我早就讲明自己的情况，可是邻里不断的询问，她也焦虑疑惑起来。母亲给妻子打电话的次数越来越多，又没什么事，只是末了漫不经心地问问我的去向。我的姨姨有天深夜打电话来，说是做了一个梦，梦的内容就不用说了。我便回去了一趟。那一次老家的人认真地接待了一趟，有一个堂哥慷慨陈词：要多回来，你以为真的需要你们回来帮什么忙呀，看到你们活得好就好。那次我还真感动，乡里的人而今也海阔天空，站得很高，想得很远了。
我们这些人，在城里呆久了，在利益中盘算多了，和人的交往便生出栖惶，没有人走动吧，感觉不到自我的存在；联系的多了，又害怕负担，老怕别人有所企图。当然，面对老家，感慨自然不同，有的多是报效，是光宗耀祖的沉重。这和乡里人内心深处的自卑又何尝不是一样的陈腐呢？别以为就你肩负着改变一切的使命，行使自己的责任便问心无愧。回去吧，回去的本质只是传递一种信息，一种情感。也许，你毫无所为，一无所有，你依然是村庄的一颗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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